规定要求企业破产时对这类债权依照《破产法（试行）》规定的第一顺序清偿。

这也就是说，法律解释是在具体法律应然判断的证立框架内发生的。在思考决策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抓住一点不顾其余，对法律的灵活变通则是我们长期的贯习。

这是诠释学循环的反思假定。我国目前的法治现状也许可以称之为法退官进——即主体性得到了张扬，而法律受到了抑制。法律解释的对象诸如，法律文本、类型化了的法律事实，确实不是解释者创造出来的，但是都是经过解释者的思维选择或过滤的。我不知道，郑渊洁是什么场景下说的这句话，但这无疑是法律的缺陷之一。法律解释的独断性很少提及，相反，解释的情景因素、方法的选择、价值选择、目的因素等等带有人的主体能动因素的解释成了思维的主导。

[10]法律必定是要有弹性的。也许哲学问题只能由哲学家来回答。最近三十多年的宪法建设取得的显著成就主要表现为宪法规范体系、公民权利体系、国家政权体系、地方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五四宪法实现了内容体系的结构化，具备了宪法文本的外观形态，而国家机构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分立，充分体现了其内在的宪政精神。二是构建中央与地方的宪政关系，包括民族区域组织法、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等。宪法相关法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法律部门，在已经形成的法律体系中，宪法是统帅，宪法相关法是主干之一。但是，自1965年1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至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十年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陷入瘫痪，整个国家政权体系发生紊乱。

有关人民的权利还体现在其他条款上，比如，《共同纲领》第十二条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有曲折的过程，重要的是已经形成良好的走势。

1949年的《共同纲领》开启了新中国立宪之先风，1954年宪法（五四宪法）是新中国宪法政治建设的早期标志，它们共同为中国宪法政治确立了价值和精神、基本原则与制度框架以及发展趋势。需要尽快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基本法，在合理划分事权、财权、制度权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宪政化。根据1949年《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曾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从1949年至今，六十多年来的宪法政治呈现√轨迹。

1975年宪法对1954年宪法确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了许多删改。需要完善各项权利的内涵与质量，像关注公民财产权、选举权那样促进每一项权利的发展。结语、中国宪政的美好未来回顾六十多年来中国宪法政治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自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作为中国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存在，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对外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不断完善的宪法规范体系1949年9月27日，在通过《共同纲领》之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先行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注释】[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4页。

（作者：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进入专题： 宪法政治 。有共同纲领留下的宪法政治文化遗产、五四宪法创建并由八二宪法承继和发展的政治制度基础、宪法修正案规定的依法治国和人权保障的指向，以及宪法至上与依宪执政的政治保障，中国宪法政治一定会走向人们期待的未来。

[12]不仅需要明确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多重关系，明确中央与地方在事权、财权和制度权上的合理划分，适时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基本法，在宪法政治的意义上逐步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7]但仍需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为适度控制和相对自由的政治选举提供制度框架。近几年来有关保障宪法实施、建立违宪审查机构的呼声很高，对违宪审查权作出宪法安排是完善国家政权体系的重大课题。[9]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民政治权利体系，强调结社权与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对于宪法政治建设所具有的同等重要的意义。这明显是一种与中国政治传统、现行政治原则有一定程度的不同并且多少有些忽略了现有的民主特色和优势的政治设想，是一种政治实践难度较大的理论预设。[13]宪法至上的政治认同和依宪执政的政治选择将成为宪法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政治保障。

完善中国特色的地方制度体系，需要关注一般行政区域制度的创新和变革，有必要从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看待特别行政区制度甚至所有中央与地方关系，因为它们体现着国家主权原则并不同程度地确立了地方自治制度。自1949年至今，中国宪法政治建设已走过了六十多年的历程。

[5]它与其前后出台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选举法、国务院组织法等宪法相关法一起，为近三十年来中国宪法政治的稳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还需要关注台湾地区宪法改革与宪政转型，以及海峡两岸政治关系宪政化。

[6]2010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指出：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5]参见韩大元《宪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页。

但随着五四宪法自1950年代末对政治生活作用的减弱和消失，宪法相关法制建设也几近沉寂，一直到1970年代末才得以恢复重建。根据1995年修改后的选举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的规定，每96万农村人口选举1名全国人大代表，每24万城市人口选举1名全国人大代表，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量比例为4：1。根据有些学者的分析，1982年宪法与1954年宪法相同和相似的部分分别有51条和47条，约占1954年宪法的45.6%和42%。在继续完善国家政权体系的过程中，需要关注政党制度宪法化，以宪法相关法的形式确立政党关系、政党组织和活动原则以及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功能作用等。

但斯大林不承认我们现实的根本大法即共同纲领，[3]不承认共同纲领的宪法性质和地位，坚持认为纲领与宪法有重大区别，……纲领主要是说明将来，而宪法则是说明现在，[4]并建议中国尽快实行全民选举和制定宪法。六十多年来的宪政之路，有很好的起点，但也走过很长的弯路。

三是构建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保障体系，包括言论自由法、结社自由法、出版自由法、宗教自由法、游行示威法、戒严法等。尽管海峡两岸关系错综复杂，一个中国原则下大陆和台湾之间存在灵活多样的关系模式，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一个中国原则具有政治和法律双重意义。

这股潮流蕴含着丰富的共和元素，与六十年前《共同纲领》制定过程的共和思想一脉相承。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四十年》，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七八宪法左的政治色彩仍然很浓，而宪政精神明显不足。1999年、2004年第三次和第四次修改八二宪法，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修正案，被视为中国宪法建设最好的进展和国家走向法治的近期重要标志，作为在人民主权原则之后的两项宪法基本原则，突出了法治国家和人权保障的宪政精神，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宪法政治的健康走向。应当确立执政党与国家政权及其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的关系准则，将政党执政建立在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基础之上，逐步塑造政党政治的宪政属性，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宪政化。1954年宪法用了19条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平等权，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住宅不受侵犯，通讯自由，迁徒自由，劳动就业权，休息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科研和文化活动自由，妇女儿童权益的特别保护，申诉权，要求国家赔偿权，对华侨正当权益的保护，等等，构成了比较完整的公民权利体系。

七五宪法严重偏离了宪政原理，即使在形式意义上也很不完整。[8]文化大革命后期制定的仅有30个条文的七五宪法，打破常规地先规定义务再规定权利，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只作了四条规定。

不仅需要总结香港、澳门基本法的实践经验，正视基本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宪法政治的意义上调适中央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以八二宪法文本为基础，包括四次修改宪法形成的宪法修正案，完善和发展了宪法规范体系的主体部分，除宪法及其修正案外，宪法相关法是不可或缺的宪法渊源，健全和完善宪法相关法因此成为宪法规范体系建设的重要层面，宪法相关法制建设成为宪政建设的重要内容。

检察机关担负着检察执法和检察监督的职能，其检察权构成一类相对独立的国家权力，具有相对独立的宪法地位。县级以上各级地方政权是一个由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等构成的完整的权力体系，削减任何一种权力要素和职权部门都会不同程度地构成对地方政权完整性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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