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大多数原旨主义者对此不持异议。

例如，富勒提出了关于法律道德性的要求也是法制的德性要素，这些德性要素已被奉为法治的基本原则。从风险社会治理的现实看，制定具有灵活性和弹性化的法律规范可能给重大风险的应急和处理带来更为可期的良好效果。

面对社会的日益复杂化、差别化和风险化，法律对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就在于要为民众提供公共行动与集体判断的统一标准，帮助人们消除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增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预见性。作为风险社会治理的法治就是把能够预防和化解现代风险的法律及其原则作为制度建设、改革和运行的基础与理念，在风险预测、应急、处理、解决与救济等方面不断发展和完善相关的法制德性。贝克更是指出，现代化风险因受其结构限制不可能再基于污染者付费原则在总体上得到充分的解释，单一的污染者通常并不存在，且常常与某些并不明确的疾病存在关联，于此，如果还有人坚持严格的因果证据，他便扩大了对工业污染和文明疾病的否认，而减少了对它们的识别。不仅如此，现代风险突破了地域与族群边界，在空间上超越了地理及文化的限制，直至成为各国都面临的全球性危害，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引发的问题震惊世界，使人们不得不恐慌于这种危及全人类生命的风险。在作为良法之治的法治形态下，不仅国家和社会生活要依法而治，而且法律制度自身和运行过程获得了更多的德性：体现了公共意志，包含了权力制约与权利保护的精神。

就此而言，这亟须国家和政府从集体层面上建构和运行具有理性规约能力的社会控制机制来满足风险社会的治理需求。这是中国风险社会治理应该秉持的一种理念：融贯地推进法制德性建设，理性地推进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使风险社会治理的总体法治化规划和各项具体法律的运营在德性法制的统摄下相互配合地适当。[46] Wlassak, dans la R. E., v° Actio. [47] D., XLIII, 8, 2, 38 (Ulpien) : ? Habere eum dicimus, qui utitur et jure possessionis fruitur ?. 假如这个文本是真实的，其只能是指对无形物的占有状态。

三、物：神法的物 我们已经评估，主观权利理论在《法学阶梯》体系中的缺位。[63]站在原告利益的立场，我们是否有必要对一系列连续性主观权利进行阶段化区分？首要的权利，即原初的、实体的权利，表现为原告主张的请求权（prétention/Anspruch）。[51]盖尤斯对无形物，尤其是地役权的类型做了扩展：在相邻的两个不动产上，存在一个建造的役权和一个不得建造的役权。[11] 现代主观权利理论给罗马法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理论框架。

[14] Cours de doctorat , 1931-32, pp. 127 et s. [15] Girard, Manuel(1929), p.8. （盖尤斯）认为一切权利都由人、物、诉讼的三元结构组成，即某人对某物享有权利，该物就是权利的标的，诉讼是其权利的保障。解释以上事例的唯一方法就是把使用收益权理解为一个物，一个法律上的存在，而不是一种归属于个体的权能。

但这种研究方法将导致这项研究变得冗长而艰难，令人生畏。这些名称或多或少与早期的通行役权有关。不动产役权的权利性质也是如此，它绝非归属于个体的权能。因此，法律科学的任务在于确定每个个体应当享有的主观权利。

如果主观权利因其权利客体不同而被赋予各种各样的名称（所有权、支配权、夫权、买主权），那么主观权利本身的含义就是极为含混的。Cf. Mitteis, R. R. G., p.87. [80] Schulz, Prinzipien des r?mischen Rechts , éd. anglaise, 1938, pp. 65 et s. [81] Recherches sur la littérature didactique , p. 29. [82] Villey, Recherches..., p. 79 (liste de définitions romaines en forme). [83] Pugliese, Actio et diritto subiettivo (compte rendu dans R. H. D.,1946-1947, n° 1-2, p. 125). 作者简介：米歇尔·维莱（Michel Villey），巴黎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罗马法学家。把归属于他的物称之为财产。从fundus术语中，我们推导出对农场的用益物权。

罗马法 在现代法学理论中，主观权利是一个基本概念，它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盖尤斯所称的债权（jus obligationis）是否与我们理解的债权（le droit de créance）相同？[46]我们认为不是。

[43] Papinien, D., XLI, 2,43, pr.; Ulpien, D., XLIII, 8, 2, 38. 这些论述相当经典。每一个农场必定具有特定的法律利益，某种权利（jus）。

随后，权利诉求的变形又发生在判决，以及已决案之诉中。对罗马法的研究，应当抓住其核心概念和主要体系。盖尤斯还提及另一种物的交付方式，即时效取得（ususcapio）。盖尤斯《法学阶梯》第一编的内容完全围绕广义的主体资格展开。[79]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不能指责罗马法学家缺乏体系思考精神。[2] Duguit, Droit constitutionnel , I, p. 274; Le?ons de droit public general, p.49; Droit social, droit individual, pp. 6 et s. ; etc. [3] 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civil , 1928, pp. 569 et s. [4] 在《十二表法》和《裁判官告示》中，立法者用列举的方式和虚拟的语气来建立事实和法律的连接。

首先，我们应当防止过分夸大这种区分。无形物是一种法律上的创造，它的存在基础完全是法律上的。

在盖尤斯《法学阶梯》中，在我们看来，jus概念只不过是无形物的同义语。以全新面貌呈现出来的法学新体系是如此的引人注目，它使人们能够通过掌握全新的法律概念，就能理解整体法律体系。

[76] Supra, p. 23, n. 3. [77] D., L, 16, 195, 2; XXVIII, 2, 11. Gaius, II, 157; III, 154; etc. 也可参见Monier教授的研究。换言之，当时的罗马人尚未将其理解为一种抽象的权利，它曾被归类于有形物（沟渠、道路）。

Affolter教授的一本不太为人所知的著作非常细致地还原了这一过程。但是，这种含混的附属关系不是法学家的研究对象。如同我们在《教义研究》的研究，盖尤斯《法学阶梯》的这部分内容重点论述有形物和无形物的分类。盖尤斯例举了以下几种无形物：地役权、用益权、债权、遗产继承权等。

[19]在法律生活的宏大剧本里，我们首先能发现戴着各种滑稽面具出演的角色。没有物质载体的物，仍然会在人类智识上留下烙印和印象。

以上结论是基于对盖尤斯《法学阶梯》的分析，大致上反映了罗马共和国晚期和罗马帝国早期的情形。[19] Villey, Recherches sur la littérature didactique , pp. 36 et s. 在此研究中，我们重点对盖尤斯的法学理论与更早期的法学理论进行对比，我们发现二者具体相同特征。

我确信，我们在人、物、诉讼的内容中会探寻出相同的结论。当罗马人说我的土地、我的努力、我的通行地役权时，所有的关注焦点都集中在对象（土地、奴隶、女人、通行地役权）。

[60]不可否认的是，某些权利（jura）（例如用益权）被定义为个体享有的针对他人之物的权能，但它们并非权能本身。如果使用现代法上主观权利的概念来描述罗马法上物的概念，会导致其原意的丢失。今天，人们执着于用主观权利的视角来解读罗马法之全部的做法，忽视了法律制度中客观存在的、不适用于具体个体的规范，也刻意回避了一些难以解释的规定，例如法人、遗产充公等。役权否认之诉是另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56]，它是指所有权人排除他人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在罗马法古典时期，财产（proprietas）概念绝不属于任何一种主观权利。但是，法学家眼中的有形物（la chose corporelle）绝不仅仅是构成物的物体（corpus）。

当涉及具体的法律问题时，法学家不可避免地要从权利人的个人角度考虑问题。法学教科书的目的是精确地用法律视角来描述这个世界，尤其是法学本科教材，应追求理论的简单清晰。

法国法学对提炼抽象概念缺乏热情，更钟情于对罗马法传统的复原。那么，哪里能看出主观权利的观念呢？此权利（jura）并不是彼权利（dro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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